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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化】茶究竟起源于何时?

2016年07月05日 10:07    作者:方健    来源:文汇报    [纠错]
 

  清·钱慧安《烹茶洗砚图》

  关于茶的起源问题,一直被蒙上神秘色彩。将茶道奉作“国粹”的日本认为茶乃佛祖释伽牟尼所“发明”,与此异曲同工的神农发明茶之说在我国广泛流传,迄今对此深信不疑者仍大有人在。正是这种虚妄的茶起源说使海内外的学者产生了困惑,也为多起源说起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。因此探索茶之为饮起源于何时何地,就成为茶史研究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重要问题。

  战国秦汉:茶之起源

  神农发明茶之说,究竟由谁提出,今已难确考,但最先将此说形之于文字,并加以阐述者首推陆羽。他在《茶经·六之饮》中指出:“茶之为饮,发乎神农氏”,在同书《七之事》中又提出“三皇炎帝神农氏”为茶祖的观点,又引相传为神农所撰的《神农食经》云“茶茗久服,令人有力悦志”,以证其说。其实神农、三皇、炎帝皆是先秦至秦汉间言人人殊的人们“想象中的人物”。其发明农业、医药等传说,不过是人神合一的蒙昧时代的象征。陆羽提出神农发明茶之说后,即遭到唐宋时人的痛斥。如南宋著名思想家叶适在其读书笔记中明确指出,所谓神农发明农业、商业之说,实在不过是汉代易学家的伪造(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四《周易四·系辞下》)。陆羽曾被誉为茶圣、茶祖、茶仙,《茶经》更被奉为茶学百科全书,但由于其所处时代的认知局限,留下不少经不起推敲的似是而实非之论,神农发明茶之说,即为典型一例。

  不妨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一下神农发明茶之说的虚妄,这必然涉及茶学界另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,即“茶从药用进化到食用”,还是从食用进化到饮用?根据文献考证的结果,答案应以后者为妥。关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,最初的记载中,神农这一举动只是为了解决果腹问题,然后教民耕种,发展栽培农业。这种传说,似始见于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:“古者,民茹草饮水,采树木之食,食蠃蠬蚘之肉,时多疾病、毒伤之害。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,相土地宜,燥湿肥墝高下。尝百草之滋味,水泉之甘苦,令民知所避就,当此之时,一日而遇七十毒。”类似记载还见于《新语·道基》,《佚周书》等也有相似的载述。但其中都未提到“茶”字,且茶也根本不会有解植物中毒和水毒之功能。《诗经》中保存了一张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人们食用各种食物的“菜单”,其中并无茶。迄今西南少数民族仍保留着食用腌茶的习俗,也许为古人食用茶的余风流韵。综合上述情形,比较合乎情理的结论似是:所谓尝百草,首先应是食用,在长期的食用过程中,发现某些草本或木本植物的药理功能及疗疾作用,才遴选出来作为中草药。茶的演变过程似乎应是从食用到饮用。虽然《本草》中有茶,但按现代审评标准,与其说茶有药用功能,不如说茶有某些保健作用更加切合实际些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《孔丛子·连丛子下》有记载称:“伏羲始尝草木可食者,一日而遇七十二毒,然后五谷乃形。”这里神农换成了伏羲,日遇七十毒也变成了七十二毒,但仍然没有茶。只能说明这类传说有多种版本,会在长久的口耳相传中变换其内容,力求其“可信”性而已,但这丝毫改变不了其虚妄性。

  至于提到茶的《本草》,其经历代传承,由《唐本草》——《开宝本草》——《嘉祐本草》——《政和本草》一路发展完善,在距今约900年前终于有了里程碑式的定本。但从《神农本经》起至《政和本草》,均无神农日遇七十毒、得茶而解的片言只字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这条记载竟出于清人孙壁文的伪造。当代茶学泰斗吴觉农先生在其遗著《茶经述评·前言》中论定:“茶树原产地是在我国的西南地区,而在战国以前的历史条件下,还不可能把西南地区的茶叶传播到中原地区。至于《茶经》说的春秋时代晏婴曾食用过茗已不能使人置信;则神农最先使用茶叶之说,就更难以成立了。”其说尚矣!

  目前,海内外茶学界关于茶的起源时间仍众说纷纭,分歧很大。有主张上古、西周、春秋说的,也有主张战国、秦汉、魏晋说的。究其原因,实乃主春秋以前说者,对史料进行了曲解、臆解。可以断言:先秦古籍中的“荼”字,均不是今之“茶”,九经无“茶”字,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不易之论。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都显示,茶应起源于战国或秦汉之际。但这一问题的含混不清由来已久,关键在于搞清楚古代文献中“荼”字之形、音、义。最早对古文献中的“荼”字作出比较正确释读的是北宋末人王观国,他在学术名著《学林》卷四中考辨了“荼”字的五种义项,四种读音。只有最后一种别名“槚”的苦茶,才能与今之茶划上等号,但这乃始见于晋郭璞《尔雅注》。稍后,南宋人王楙也指出:“诗曰:‘谁谓荼苦,其甘如荠’者,乃苦菜之荼,如今苦苣之类;《周礼》‘掌荼’、《毛诗》‘有女如荼’者,乃苕荼之荼也,正萑苇之属;唯茶槚之荼乃今之茶也。”此与王观国之说如出一辙。

  南宋著名学者魏了翁有《邛州先茶记》(刊《鹤山先生大全集》卷四八,《四部丛刊》本)一文,他说:虽然“传注例谓茶为‘茅莠’,为‘苦荼’”,而且苏轼早就有云:“周诗记苦荼,茗饮出近世”,“其义亦已著明”;但有人仍然把古之“茅莠”、“苦菜”之荼与茶饮之“茶”混为一谈,所以他感叹:“予虽言之,谁实信之?”这种由来已久的夹缠不清实在难以廓清辨明。清初学术大师顾炎武在《唐韵正》卷四、《日知录》卷七中,旁征博引,集古之大成,指出荼有苦菜之荼(又可借作“荼毒”之“荼”)、茅莠之荼、蔈荂之荼、委叶之荼、虎杖之荼、槚之苦荼等七种含义,又引经据典,不厌其烦地对荼字的形、音、义进行辨析。最后得出结论:“槚之苦茶,不见于《诗》《礼》”,“知自秦人取蜀,而后始有茗饮之事。”顾氏所谓“秦人取蜀”,当指秦惠王九年(公元前316年)司马错伐蜀,灭之。从西汉王褒《僮约》“武都买茶”、扬雄《方言》、司马相如《凡将篇》已出现茶字分析,蜀地当为茶的发源地之一。武都,即武阳(今四川彭山东),是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。这表明随着秦汉帝国的相继建立,原产于西南的茶也沿长江流域向东南拓展。武阳作为西汉著名的茶叶集市和流转中心,这一确凿史实已充分表明:作为茶原产地之一的蜀地,已有相当长时间的饮茶史了。因此笔者认为:茶的起源应始于距今约近2500年的战国时代。就其具体地点而言,学者又有云南、贵州、云贵高原或川西、鄂北等诸说;笔者以为:就其较大的地域范畴而论,似可概括为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。

  总之,“荼”在古代文献中是一个多义字,读音也各不相同,有荈茗之含义的“荼”仅为其七项义符之一。从考古发现来看,上世纪以来出土的东汉茶具上已刻有“茶”字,晋、唐碑刻上亦多出现“茶”字。众所周知,专用茶具总比茶饮略晚些问世,据陶瓷史专家颇为一致的研究成果,我国已出土的茶具可确证最早为东汉时烧造,亦可为上述战国或秦汉茶起源说提供有力的佐证。

  魏晋南北朝:茗饮与茶文化的孕育期

  两汉的茶事资料见于文献者,仅寥寥数条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:魏晋南北朝史料中,茶事资料明显增多。这表明,茗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,已呈渐成气候并稳步发展。故唐宋时主张茶起源于魏晋说者颇有人在。

  约与陆羽同时代的韩翃曾代田神玉作《谢茶表》,其中有一联名句称:“吴主礼贤,方闻置茗;晋臣爱客,才有分茶。”(《文苑英华》卷五九四引)前句指吴主孙皓密赐韦曜以茶代酒的故事,后句指晋臣分茶给友人。此乃中国文人常见之礼俗,又称“分甘”或“分贶”等,而有学者竟又与宋代才有的茶艺形式“分茶”混为一谈。唐宋时人仍有将名茶赠给友人称作“分茶”者,如邵雍《击圵集》卷五《谢城中张孙二君惠茶》:“仍携二友所分茶,每到烟岚深处点。”即为明显例证。被誉为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韩翃就主张茶饮始于魏晋。无独有偶,欧阳修亦以为:“茶之见载前史,盖自魏晋以来有之。”《茶经·七之事》凡辑録茶事资料四十五条,其中三十九条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事,占87%的绝对多数。茶事记载的增多,与茶饮由南向北逐渐推广应是同步的。故陆羽卒后约半个世纪,唐杨晔在《膳夫经·茶录》中写道:“茶,古不闻食之。近晋宋以降,吴人采取其叶煮,是为茗粥。至开元、天宝之间,稍稍有茶;至德、大历遂多;建中以后盛矣。”《膳夫经·茶录》约撰于大中十年(856),作者认为晋宋间吴人还保留着茶叶菜食的习俗,可能是指寻常百姓人家,也许当时茶还是贵族、文士的专享品,犹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,尚未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他还认为,中唐以后,茶事始盛。此乃颇有见地之论。杨晔是书,罕见前人论及。

  在陆羽《茶经》成书以前,关于饼茶的制作及煮饮,仅见一条独家记载,据称出于《广雅》:“荆巴间采茶作饼,既成,以米膏出之。[若饮],先炙令色赤,捣末置瓷器中,以汤浇覆之,用葱、姜、桔子芼之。其饮醒酒,令人不眠。”这段引文,始见于《茶经·七之事》。日本学者布目潮沨教授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指出,此文与张揖《广雅》之文体完全不同,不可能是《广雅》中文字,疑是书名有误。此文亦见宋本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六七、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九三等,皆引作《广雅》。是否在唐以前还存在另一种同名为《广雅》之书呢?三国时魏国的张揖不可能如此详尽地记载饼茶的制作、煮饮法及其功效,殆无可疑。但是南朝后期乃至隋唐间,随着茗饮的推广,人们对饼茶的认识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。但毕竟某种程度承继了《修文殿御览》资料汇编功能的《太平御览》,完全有可能据同名之《广雅》记录下这条可贵的资料。这条唐以前史料最值得注意者有二:一是茶以“米膏出之”,这是茶米一词最合理的诠释;二是以姜葱等“芼之”,即保持茶菜食的孑遗。可认为是从菜食到饮用的过渡期方式。诚如明人曹学佺《蜀中广记》卷六五所云,这一捣末煮饮饼茶之法,一直流传到明代,“蜀人饮擂茶是其遗制”。上引资料的重要性还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从茗粥到茶饮的过渡期,也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孕育、奠基期。

  所谓“魏晋风流”,即主张个性的解放和张扬。《世说新语》中的许多故事,堪称其代表。这种“风流”,并非终于东晋,南朝仍一脉相承。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就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得以充分展示。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,魏晋风流与两宋文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。其先后辉映的基本特征,即为“独立精神,自由思想,批评态度”。发人深思的是:这两个时代堪称茶文化史上的两大转折期,前一个转折以茗饮从王公贵族到士大夫间的流行为特征;后一个转折则以茶饮的精致化、普及化、平民化为主要特征。如果说魏晋是茶饮的发轫期,宋代无疑是其发展的顶峰期。盛行于日本的茶道,正是南宋茶艺东传,经其本土化改造而成。其核心技艺,如代表性茶具茶筅的运用,早在宋徽宗的《大观茶论》中就有高度成熟、出神入化的描绘,这比日本茶道的萌芽期早了100余年。

  无独有偶,魏晋与两宋,又都是对释、道比较宽容或包容的时期,是儒释道三教并存交流、融合渗透的时期。茶作为三家共同嗜饮的饮料,绝非偶然。三教茶饮方式的各不相同,也将我国的茶艺水平推向极致。魏晋玄学的兴起,与茶不无关系:以茶养廉,以茶示俭,藉以为媒;服食祛疾,参禅打坐,藉茶以助。甚至以茶为祭品,亦始见于齐武帝祭母及遗嘱。道家将茶作为养生保健饮料,亦始于此时,代表人物是有深厚道学修养的陶潜。

【责任编辑:麋鹿日记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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